簡策為最早的中國書 紙與印刷術的發明改善圖書面貌

    不久前的“世界讀書日”，讓讀書這個古老話題再次被人們熱議。

    世界在進步，新的電子媒介形式的出現，讓讀書這件事變得更加容易。而在歷史上，書籍形制的進化其實是十分艱難的，可以說，它和人類文明的發展同步而行。

最早的中國書是簡策

    簡書是指寫在竹木材料上的文字記錄，又稱簡策，它也是我們已知的最早的正式圖書形式。我國古代的奠基著作當時都是寫在簡策上的。

    將竹木進行加工以后制成的竹、木片稱為簡。但是作為書寫材料，單片的簡是不能容納許多文字的。因此，一篇較長的文字或一部著作必須連續寫在許多片簡上。為了防止散亂，以便有次序地閱讀，必須將這許多簡有順序地編連起來，這種編連起來的簡就成為策（通“冊”）。

    制簡的材料有竹、木兩種（產竹的地方用竹，不產竹的地方用木）。用竹制的稱為竹簡，用木制的稱為木簡。不過木的體積比竹大，它還可以制成版，每一塊版上較之竹簡，可以容納更多的字，不必編連，可單獨使用。版，又稱為方。寫上文字的版，則稱牘。所以古代的許多文字記錄稱為“版牘”或“方策”。

    由于寫信用的木板，通常是一尺長，所以信札又稱“尺牘”。古代的地圖也是繪在木板上的，所以至今仍把一國的疆域稱為“版圖”。

    在簡書實物發現以前，人們根據古書上“筆削”的記載，曾誤認為簡上的字是筆寫后再刀刻上去的，實物證明是用毛筆寫上去的，而非刀刻。所謂“削”是將寫錯的字，用刀削去錯字以便重寫，故有“筆削”之說。

    簡牘起源于何時？據郭沫若的推測，可能在殷代已經出現。不過，從現代考古發現的實物來看，只限于戰國和戰國以后，而且相沿很久，從上古直到公元3或4世紀，一直作為書寫的主要材料和圖書的載體。直到東晉末年（公元400年后）才逐漸為紙所替代。

    由于年代久遠，直接流傳下來的簡策實物，只能從考古發掘中獲得。

古代的發現，原物已不存，有文獻可征的共有九次，其中最主要的有兩次：

    第一次發現是在西漢武帝末年，魯恭王破孔子宅，在宅壁中發現了一批戰國時代的竹簡。內容是戰國時期人們抄寫在竹簡上的儒家經典，即用古文寫的《尚書》《禮記》《論語》《孝經》等數十篇，因與當時的傳本不同，故稱為“古文經”。從而引起了一場長期的經書今古文經的爭論。

    晉太康二年（281年），汲郡（今河南汲縣）人不準發魏襄王墓得竹書數十車，統稱“汲家書”。流傳至今的有《逸周書》《竹書紀年》《穆天子傳》《瑣語》四種，但都不是原本。

當然，以上兩次所發現的竹簡都未能流傳至后世。

    近代從19世紀末到1949年共有八次發現。多是漢晉時期的木簡，地址均在西北地區，其內容多為古文書、信札及簿冊等，圖書有《論語》、《尚書》及日歷、方書等。其中值得特別一提的是，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今甘肅額濟納河流域黑城附近，發現漢代木簡1萬多枚，因該地區原屬漢代張掖郡居延縣，故稱居延漢簡。這是1949年前出土最多的一批，內容涉及西北邊塞地區的行政、邊防、郵驛、屯田及戍卒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等許多方面。這一實物現存放在臺灣。

    1949年后，出土的古簡更多，除原西北一帶之外，沿黃河流域、長江流域及沿海一帶均有所發現，而且數量比以前發現的多得多。僅1996年9月至11月在湖南長沙走馬樓22號古井內清理出十幾萬枚三國時期的吳國簡牘，其總數就超過全國歷年出土簡牘的總和。不過主要是檔案文獻，不包括圖書。

    2008年7月，校友趙偉國向母校清華大學捐贈了2388枚戰國竹簡，被稱為“清華簡”。這批竹簡由校友趙偉國從境外拍賣所得后捐贈給清華。至于這批竹簡的出土時間、流散過程，如今已不得而知。竹簡上記錄的“經、史”類書，大多數前所未見。

昂貴帛書是簡策的補充

    帛書是指以縑帛為書寫文字的載體的一種文獻?？V帛是絲織品的通稱。

   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植桑養蠶和織造絲織品的國家。傳說在公元前3000年，嫘祖已發明養蠶織絲了。但最初這種絲綢織物是做衣料和裝飾品用的，至于什么時候用來寫字作書便不可考了。

據文獻記載，春秋時代已把縑帛作為書寫材料了。到戰國時代則比較普及，如《墨子》一書中多次提到“書于竹帛”。一般認為帛書晚于簡書出現。

    縑帛質地輕薄，幅面寬闊，容易書寫和攜帶，并且可以根據文字的長短任意剪裁，舒卷方便，易于保藏和閱讀。所以帛書克服了簡策所存在的種種缺點，是書寫材料的一大進步。但縑帛畢竟是一種貴重的絲織品，并非一般人所能制備和擁有，所以有“貧不及素”之說。因此帛書的出現，并不能完全代替簡書，長期以來竹帛并行，而且作為主要的書寫材料仍然以簡策居于主要地位。

    由于帛的貴重，作為書寫材料自然比不上竹木使用的普遍，加上縑帛更易損壞，不易保存，所以古代帛書實物能流傳下來的極少，考古發現遠沒有簡書那么多。